来源： 好酒地理局 发布时间：2023年11月09日
「飞天」之路，也是中国酒的世界征途。
文｜好酒地理产区研究院
对酿酒而言，敦煌实在有些“遥远”。
这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距离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约1800公里。
环绕敦煌的甘肃、青海、新疆，占到“不包邮的六个偏远地区”之三。其所在的北纬40°，也比白酒界流传的“北纬30°黄金酿酒带”整整高出10个纬度。
｜建在敦煌的亚洲第一座百兆瓦级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站，由于敦煌年日照时间达到3000小时以上，可高效收集光照发电。
由于深处西北内陆，暖湿的海洋气流难以抵达，敦煌年均降水量只有4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与之相邻仅数百公里，就是曾被流沙吞并的楼兰古城。
这样的敦煌，显然不是酿酒的天选之地。然而，敦煌之于酒又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记。
早从1958年起，茅台就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用在外销茅台酒商标上，这也是“飞天茅台”品牌发轫的起点。
｜“飞天”已成为茅台最鲜明的品牌标识 图源/贵州茅台
几乎同一时期，洋河酒厂从敦煌第320号窟壁画中获取灵感，将“敦煌”之名和飞天图案注册为商标，敦煌牌洋河大曲也是洋河历史上的经典产品之一。
2015年，五粮液推出酱香型年份酒“15酱”，商标中的“飞天仙女献酒图”亦是以敦煌飞天为原型——这枚商标同样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同期注册了两枚，另一枚正是飞天茅台使用至今的“飞天童子献酒图”。
一座看似与酒很难产生关联的西北边城，为何成为诸多名酒的品牌“图腾”？在敦煌绵延两千多年的文化纵深中，酒又曾留下过怎样的足迹？
这座河西旧郡，似乎有太多与酒有关的故事值得回味。
尽管敦煌之名如雷贯耳，但对于中国地理版图上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地名，很多人并不真切了解。
当我们摊开中国地形图，可借助这些地理单元来“寻找”敦煌——
在辽阔的西北边隅，库姆塔格、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三大沙漠，连同中国最大的中央戈壁，构成了一片无尽的瀚海。
其南部，高大的祁连山脉如一道天然屏障阻挡着流沙南下，身后则耸立着更为雄壮堪称天域的青藏高原。
就在沙漠与山峦各不相让的夹峙地带，发源于断裂山谷中的疏勒河、党河、黑河、石羊河浇灌出了一个个绿洲，进而连接出一条绿色长廊，这就是河西走廊。
制图/好酒地理局视觉中心
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穿过古阳关即为昔日“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走廊的另一头则直通长安。
这意味着，在古代海上丝路尚未打通时，中原王朝想要连通西域，河西走廊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而敦煌，就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与西域仅一关之隔。
如此特殊的区位，注定了这座深掩于西北大漠的边陲小城，不会甘于命运的平庸，但仅凭这些还远远不够。
兰州大学冰川与沙漠研究中心主任王乃昂教授说过，在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的地区，河流就是决定生死的命脉。
敦煌的年降水量只有40毫米左右，属极度干旱地区，让人意外的是，这里竟然也有一座“西湖”。
｜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古阳关、玉门关以西的敦煌西湖湿地，隶属于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同于杭州西湖的秀美，而有着集湿地、森林、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的多元雄浑之美。
发源于祁连山，从南向北一路逆行而上，穿过荒漠戈壁，最后汇入敦煌西湖的党河，就是塑造这片沙漠绿洲，进而改变敦煌命运的上帝之手。
｜航拍敦煌沙漠绿洲
全长390公里的党河，是河西走廊内流水系第二大河——疏勒河最大的一条支流，也是敦煌境内唯一的地表河流，年径流量约3亿立方米，相当于20个杭州西湖水量。
除了地表径流，这条宽厚的母亲河，还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敦煌。
地处莫高窟以东62公里的悬泉置遗址，曾是汉代设立的官方驿站。“悬泉”得名，即此处有泉水从半山流下，悬空入潭。
敦煌境内还有一处鸣沙山月牙泉，形如玄月，虽为流沙环抱却不干涸，造就了沙泉千年共生的大漠奇景，被称为“沙漠第一泉”。
｜鸣沙山月牙泉
这些大漠清泉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由党河通过地下潜流默默补给。得益于党河的渗透灌溉，在敦煌2.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长出1991平方公里绿洲。
正是这不到8%面积的绿洲，在戈壁荒漠中开辟出一片绿洲农业，养育了敦煌20万人民。
历史上的敦煌，也因这片绿洲，成为往来商贾军队的补给要地，进而演变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关于敦煌，明代《沙州卫志》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
正如后史所述，这座原本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的边陲小城，终于完成了命运的逆袭，成为控扼西北的咽喉要地，乃至衍生出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
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奇迹还不止于此。
文章开头提到，极度干旱的敦煌原本很难与酒产生关联，然而在敦煌的诸多壁画、文献记载中，酒都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连接起敦煌与酒的，是丝绸之路上的车马人流。
作为华戎所交的第一门户，敦煌也是中国最早面向世界的都市之一。
｜莫高窟第296窟 丝路商旅 北周 图源/敦煌研究院
伴随着悠悠驼铃，中国精美的丝绸、布匹、瓷器曾从这里走向世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珠宝、香料和葡萄、胡麻等农作物也络绎不绝进入中国。
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技术的传播，都为敦煌酿酒业的兴盛埋下伏笔。敦煌，也因适逢一个伟大的时代，一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酒业中心。
今天的敦煌，并不以酿酒业而闻名，但在举世瞩目的敦煌文化艺术宝库里，从未缺少酒的踪迹。
一个多世纪前的1900年，当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意外打开一间影响世界的秘密复室，封藏在此数百年之久的大量经卷文书终于得见天日。
｜敦煌莫高窟
这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重要遗产，6万余件古文献不仅保存了大量佛教典籍，还收藏着诸多官私文书，如同展现了一幅幅鲜活的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画卷。
在敦煌遗书中编号001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就是一份千年前的“酒账”。
｜敦煌遗书001号《归义军衙府酒破历》局部 图源/敦煌研究院
归义军是晚唐经五代到宋朝初年，以河西地区敦煌为核心存在了近200年的一个政权。“破”即花销，这份《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也就是当时敦煌政府支用酒的账目。
账目显示在宋初乾德二年（964年），仅半年间就有213笔支出，用酒量高达13580余升，涉酒名目极为庞杂。
如使节来访，设酒接风谓之“迎”；设宴洗尘，则为“设”；使节留住期间去问候，谓之“看”；留住期间日常饮酒，谓之“供”；其他事宜取酒，则为“支”。
当时敦煌作为西北要塞，商旅使节络绎不绝，迎来送往的招待用酒属于大宗，各类宗教民俗活动也有不少用酒支出，如“城东袄神酒”“祭尊酒”“寒食座设酒”“劝孝酒”“助葬酒”“毬场酒”等。
这样一份薄薄的酒账，已足够说明酒在当时敦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仅仅是敦煌酿酒业昔日繁盛的一个缩影。
2000多年前，当汉武帝沿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扼守河西门户的敦煌郡，便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道窗口。
此后千年，伴随着汉唐盛世下的万国来朝，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往来的大动脉迎来鼎盛的黄金时代。
源源不绝的车马人流驻足于敦煌，使之成为中外商贸、技术、文化、宗教汇流的枢纽之地。
敦煌出土汉墓中的漆耳杯、漆案等酒器，还有敦煌遗书、壁画中诸多与酒有关的元素，无声讲述了这片土地上曾经的流光溢彩。
除了作为西北政治经济中心的枢纽之利，敦煌的绿洲农业也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敦煌壁画中不乏有大量的农耕场景。
｜莫高窟第23窟 雨中耕作图 盛唐 图源/敦煌研究院
早在汉武帝开拓河西前，河西走廊曾是众多民族游牧蕃息之地，彼时敦煌的粮食品种非常单一，玉门火烧沟出土的谷物只有粟一种。
随着河西四郡设立，沿疏勒河流域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的门户优势，也使得中原和西域品类繁多的农作物皆汇聚于此。
在敦煌汉简中出现的农作物已有粟、麦（小麦）、大麦、粱、黍、谷、稌（稻）、穄（糜子）、青稞、豌豆、扁豆、黑豆等不下20种。
｜莫高窟第236窟 食品 中唐 图源/敦煌研究院
及至唐代，粮食品种和产量较前代又有明显增长，“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粮食的丰盈和各种商贸往来的繁荣，令中国遥远的西北边隅也不乏恢弘的盛唐气象。
这时候的敦煌，已成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名贵大城，仅次于都城长安，敦煌酿酒业也迎来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代。
粟酒和麦酒是敦煌遗书中所见最多的两种酒。
由于地处沙漠绿洲，敦煌的农作物多为耐旱型，粮食主要是粟麦豆三大类。
唐代前期，粟在北方粮食结构中一直居于首位，后期受西域“胡食”影响，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敦煌地区的主粮，敦煌的酿酒格局也由此形成。
不再作为主粮的粟米被大量用于酿酒，使得粟酒在敦煌酒业中占据主流，而麦酒成本较高，当时属酒中上品，一般只有招待贵宾才会饮用。
｜莫高窟第108窟 宅子酒肆 中唐 图源/敦煌研究院
作为华戎所交的大都会，敦煌不仅拥有唐代大部分地区都有的米酒（粟米酒）、麦酒、清酒、白醪等，还因胡人活动频繁，深受外来酒种和酿造技术影响。
粟特人，作为汉唐时期活跃在河西地区最会做生意的胡人，也是敦煌酿酒业的主体。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曾统计，敦煌遗书中以姓氏为号的酒店有九个，如康家店、安家店、何家店、石家店、曹家店、氾家店、阳家店等，其中康、何、石、曹、安五姓都是粟特人。
彼时敦煌酿酒业极为兴盛，一方面是因为唐代饮酒盛行，地处边塞的敦煌更是酒风浓厚，喝酒的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连寺院的僧人、尼姑也不例外。
｜莫高窟第360窟 露天酒肆 中唐 图源/敦煌研究院
另一方面，高额利润也刺激了敦煌酿酒业的发展。据敦煌遗书记载，在归义军时期，粟酒的出酒率是七斗粟造酒一瓮，一瓮酒值钱240文，粟价则每斗15文，造一瓮酒便可获利百文。
酿酒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敦煌酿酒技术的提高。
唐代以前的酒多为“生酒”，即发酵后经过滤得到的酒，酒中仍留有许多微生物，很容易发生酸变，
唐代酿酒技术的一大进步，就是学会了给生酒加热，控制酒中微生物继续酵变和消毒灭菌。这一时期的敦煌，也出现了铁瓶、铜灌等温酒器具。
在莫高窟“姊妹窟”的瓜州县榆林窟第3窟中，曾保留着一幅西夏时期的酿酒壁画。
｜榆林窟第3窟 酿酒图 西夏 图源/敦煌研究院
画中可见一灶台，一位女性在灶前添柴烧火，身侧分别有一酒壶和一高足白碗，灶台下方还有一个酒桶。另一位女性则立于灶台前，手持陶钵，似乎是在品酒，并与烧火的女性有所交流。
这幅西夏酿酒图曾引起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浓厚兴趣，在其1980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推测壁画可能是“蒸馏酒图”。
若推测为真，意味着历史上的沙州一带有可能是中国蒸馏酒酿造技术最早趋于成熟的地区。
对于这个推测，目前学术界还未有定论。不过，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面向世界的门户，敦煌酿酒业本就是中西方文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产物。
昔日沙洲城内，不仅有当时中原广为流传的酒，还有大量从西域传来的稀有酒种，如令唐朝诗人无限神往的葡萄美酒，还有胡人从家乡带来的胡酒等，使得敦煌酿酒业呈现繁荣而多样的格局。
今天的葡萄酒仍被很多国人视为舶来品，但如果追溯起来，葡萄酒在中国的历史其实比高粱酒更为久远。
｜学者一般认为，高粱是在两汉魏晋及宋元时期，经西北丝路、西南丝路、东南海上丝路多种途径传入我国，而直到明清时期，在关于高粱用途的文献记载中，才开始出现酿酒的表述。图为高粱传入中国时间及路径示意。制图/好酒地理局视觉中心
早在先秦时期，当时还是西域的新疆地区，已有欧亚种葡萄栽培。公元前139年，当张骞第一次“凿空”西域时，天山南北已遍植葡萄。
｜莫高窟第323窟 张骞出使西域 初唐 图源/敦煌研究院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大宛“有蒲陶酒”的信息，在其第二次出使时，曾分遣副使至西域各国。
之后，《史记》载：“汉使取其（葡萄与苜蓿）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也就是说，至迟在西汉，葡萄已经被官方引种至中原内地。及至唐代，中原葡萄种植已基本覆盖全境，葡萄酒也逐渐从皇家宫廷走向市井民间，成为日常可见的消费品。
彼时敦煌，粟酒是一斗酒40文（一瓮酒为六斗），葡萄酒则“千钱沽一斗”，是粟酒的25倍，堪称上等的极品。
唐诗“为君持一斛，往取凉州牧”，说的就是东汉末年孟佗以葡萄酒换取凉州刺史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葡萄酒的稀有。
制图/好酒地理局视觉中心
由于葡萄酒身价昂贵，加之地接西域风土相似，敦煌本地葡萄种植也蔚然成风。
据敦煌遗书记载，归义军衙府的葡萄园四月会举办“结葡萄赛神”。所谓“结葡萄”，不是庆祝葡萄成熟，而是类似今天的葡萄出土仪式。
每年初冬，敦煌地区会把葡萄藤和根全部用沙土埋藏保暖，来年春末夏初开挖整理，使藤蔓攀沿架上，“结葡萄赛神”便在此时进行。
这意味着，早在一千多年前，敦煌地区已经发展出“埋土”和“出土”的专业葡萄种植技术。
今天在敦煌，葡萄种植仍然是当地最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之一。拥有2万亩葡萄园的阳关镇，是甘肃省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第二个葡萄沟”。
｜敦煌阳关镇阳关林场，古阳关脚下连绵不断的葡萄园
遥想昔日阳关城内，葡萄美酒曾是军前犒赏、帐下痛饮的稀有之物，见证着汉唐盛世下的车马喧嚣。
如今，西出阳关不再无故人，当年的大漠雄关也早已被黄沙掩埋。而这些根植于敦煌的葡萄，如历史的一缕遗韵，串联起这片丝路酒乡的古往今来。
某种意义上说，酒亦是敦煌的底色。
他们都是成长于大漠中的奇迹，被绿洲改写了命运，又因丝绸之路兴盛千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惊鸿一瞥。
这样的敦煌，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还浓缩着一段盛世风华，乃至跨越时间和国度，成为连通世界的一种文明。
今天说起敦煌与酒，绕不开飞天茅台。作为茅台酒最鲜明的标识性符号，其“飞天”之路始于半个多世纪前。
彼时正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茅台酒是当时少有的能持续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产品。
｜茅台早期宣传画中，一吨茅台酒可以换回40吨钢材、32吨汽油、24吨化肥和700辆自行车。图源/茅台时空
上世纪50年代，由于茅台酒“五星”商标难以在国际市场注册和使用，负责茅台酒出口的中粮总公司，委托香港五丰行为外销茅台酒重新设计酒标。
1958年，时任香港五丰行营业二部副主任李欢从敦煌壁画中得到灵感，主导设计了“飞天”商标，同年于香港注册，“飞天茅台”即由此诞生。
由于极具文化辨识度，飞天茅台很快打开海外市场，随后又进入国内。时至今日，“飞天”已成为茅台知名度最高、最具价值的品牌符号。
为什么是“飞天”成就了茅台？
事实上，敦煌飞天本就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最初诞生于古印度的飞天，是佛教艺术中主管音乐舞蹈的神，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敦煌，在文化融合中不断本土化，最终沉淀为经典的中国符号。
莫高窟现保存完好、拥有彩绘壁画的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都有飞天，飞天也成为敦煌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象。
｜莫高窟第320窟的盛唐飞天，这是敦煌最为人称道的飞天代表作。图源/敦煌研究院
在“飞天茅台”问世的20世纪50年代，以飞天形象为主打，兼及其他敦煌石窟文物，也是设计和收藏界经久不衰的创意来源。
洋河也曾在1955年注册敦煌商标，并将飞天形象融入其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瓶瓶印有飞天神女造型的洋河大曲，曾畅销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成为洋河历史上的经典产品之一。
除酒标外，邮票、烟标、火花和纪念币等，也都出现过“飞天标”。1952年7月，邮电部发行《伟大的祖国（第一组）》系列特种邮票，敦煌飞天形象也被收藏其中。
｜1952年，邮电部发行的首套敦煌壁画特种邮票，左下第三枚原型即为莫高窟第320窟飞天。图源/奔流新闻
作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的浓缩，敦煌飞天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外交名片。借由这条“飞天”之路，中国酒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开启了一场国际化探索。
某种意义上说，飞天茅台的品牌成功，也是敦煌文化魅力的又一次绽放。
不过，这不单纯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成就，而是飞天与茅台两种文化的交相辉映，进而缔造出敦煌艺术和白酒品牌史上都堪称经典的一个符号。
今天的敦煌，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名片之一，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跨越国度的国际显学。
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
作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也是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正不断构筑“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文化盛况。
而在其煌煌大观的文化脉络中，当有一条支脉是属于酒的。
尽管大漠里的风沙向来善于掩埋踪迹，但那些留存在石窟壁画和敦煌遗书里的诸般酒事，仍复原出了一个汉唐盛世下的丝路酒乡。
酒之于敦煌，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绿洲奇迹，是东西方文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结晶，也是连接起茅台和飞天，进而打造出全世界唯一千亿级别酒类产品的耀眼符号。敦煌与酒，其实从不遥远。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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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好酒地理局）
（编辑:小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