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酒器变迁看陇酒历史演变

从古代酒器变迁看陇酒历史演变

文/陈志宏

酒，远古之佳酿。酒对先人，敬天祭祖，有疾则饮，遇喜酩酊，解忧治病。“好酒若有美器配，常人也能品千杯。”美酒与酒器交织行进，向来难以分离，共同塑造了厚重的中国酒文化。

那么自酿酒开始酒器就随之而生。

酒器是与酒文化有关的器具总称，按用途它包含了造酒酿酒之器[鼎、镬、鬲、甑、甗、小口尖（平）底瓶]、盛酒之器[尊、觥、壶、觚、彝、罄、瓿、卣、皿、鬶 、罍、区、鉴、斛、盂、区]、温酒之器[盉、爵、瓮、斗、缶、豆、斝、彝]、饮酒之器[爵、觥、觯、角、觚、卮、杯、觞、舟]，分酒之器[匜、勺]，冰酒之器[鉴、禁]等等，此外还有礼器[大型酒具]。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仿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 牛尊、羊尊、虎尊等。

中国酒具的演变十分漫长，贯穿了整个中国酒历史。

从演变的表现形式和材质上，先后有角质酒器→陶酒器→青铜酒器→漆酒器→瓷酒器→金属玉石酒器→玻璃酒器。

从历史发展、酒器变迁的进程上，大致分为六个阶段：

一、从新石器时代到夏代，陶质酒器为主，以杯、壶、爵作为代表。

木质、骨角质及皮质酒器，自酒类出现后一直与北方民族始终伴随，贯穿于新石器时代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反映了北方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草原民族的饮食生活习惯，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民族特色。

炎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正是炎帝先民在发明人工谷物酒的同时也发明了最早的酒器——陶质酒器。如今现存该时期的陶质酒器都具有黑陶文化的特征，具有代表性的黑陶制品有：黑陶杯、黑陶壶、黑足杯及陶壶等。

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大致在夏之前或与夏初略有交错，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以黑陶为主，器型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鼎、鬲、单耳杯、高柄杯等。

兽面纹铜角（西周）灵台县

考古学家认为，从我国各时代酒器推演我国的酿酒史可以上溯到9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发现的贾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酒器，中国科技大学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对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附着物进行研究证明：公元前7000年贾湖人已经掌握了酒的酿造方法，所用原料包括大米、蜂蜜、葡萄和山楂等。从距今8600年到7500年的碎陶片上遗存的固体残留物分析，其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丹宁酸以及一些草药相同，说明陶器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饮料。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有关酒的证据，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酒实物，被誉为“人类酒鼻祖”。当时的发酵酒并不是饮品，而是部落“使者”通过饮用发酵酒达到理想的“状态”，这样更有利于与他们信仰的天地神灵及图腾进行沟通。在此时期已经有了大量的酒器。特别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4300—公元前2500年），其酒器之发达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些酒器的制作，以精细的陶泥，先拉坯成不同的器型，如杯、盂、碗等。尤以薄胎黑陶最优。如大汶口文化镂孔黑陶盉，体现了古人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工艺水平。根据学者对器物的研究，盉可能是先民在酒中调以蜂蜜、香料、药材，甚至盛酒的器物。在早期（龙山）的酒器中还有一种陶鬶较为常见。鬶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之一，龙山文化中的酒器。有实足和袋足之别，鬶的器型由流、腹和三个圆锥状足组成。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器主要是耐高温，以方便扬火加温，是专门用来煮酒温酒用的。夹砂陶鬶制作较为粗糙，出土时器底多有烟熏痕迹，有的器腹内还有灰黑色的残渣，应为残存的酒渣。泥质陶鬶质地细腻，制作精致，可能是专作注酒用的。如黄陶鸮形鬶，以鸟为造型，姿态优美。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平底鬶就是由泥质三足鬶发展而来，后世的酒注子、酒执壶等注酒器也可溯源于此。同时发现了人工栽培稻的遗存，证明黄淮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甘肃境内，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四千多件陶器，彩陶中多半为取水和炊煮用具，证明我国制陶及生产生活工具等制陶工艺或烧窑技术已很成熟。大地湾一期出土了距今约 8000 年的彩陶和一批较原始的陶器，有圜底钵、圈足碗、深腹罐、球腹壶、三足圜底钵等，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具。其中一件三足钵的口沿上所绘的两条红带，被认为是中国彩陶文化之发端。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彩陶较少，纹样简单，但它是制陶工艺和原始装饰艺术发展的标志。从器物观察，当时的制陶还处于手制阶段，制陶技术较原始，器形也较少。大地湾二期后出现了窑址，制陶技术大幅提高。中晚期彩陶数量多、图案杂，以半圆纹、变体鱼纹、变体蛙纹、连续旋纹为主。陶器器形有圜底盆、小口瓶、三足钵、三足罐、圜底碗、半底瓶、四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首次发现的仰韶文化器型，有些是世所罕见的彩陶精品，如圜底鱼纹彩陶盆、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等。同时也发现了炭化植物种籽，经鉴定是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国内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的。大地湾的农业标本距今 10000~8000 年间形成以黍和粟为主导的旱作农业经济，成为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与希腊阿尔基萨前陶期地层出土的黍同属于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标本，这一事实说明了以大地湾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世界最早的粮食种植地。由于大地湾海拔高，台地海拔在1470 米，与中原以至关中地区相比海拔要高，平均气温要低，并且年降水量少，农作物的生长条件相对较差，而大地湾先民正是基于此，选种耐旱性强，适应在阳光、土壤等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生长的黍。这也充分说明陇酒酿造起源很早，是中国酒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经《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年至前3000年）与陇东酿酒初探》一文中，对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和彩陶壶进行了残留物分析。三种器类上均发现了与酿酒过程有关的微体植物和微生物组合（包括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和霉菌），显示酿酒方法包括制作谷芽酒、麴酒和两法并用，原料以粟、黍、薏苡和小麦族等野生或驯化谷物为主，栎属、栝楼根、姜属和未知根茎类植物偶有添加。大地湾遗址的分析结果初步揭示了陇东地区的酿酒情况，并为仰韶文化的饮酒风尚增添了新证。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黄河中上游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陇人与仰韶人群使用基本一致的酿酒方法，其间或许存在着技术交流。此外，彩陶壶作为酒具可能为理解其时陇东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提供新的视角。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把人头与葫芦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趣生动，是大地湾仰韶彩陶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史前时期集彩陶、雕塑、造型于一身的杰出艺术品。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大地湾遗址）

庆城县博物馆收藏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较多，大多为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的双耳红陶罐、灰陶罐、绳纹红陶罐、折腹红陶罐、单耳铲足红陶鬲、双耳绳纹红陶尖底瓶；周代的红陶鬲、铲足红陶鬲、灰陶釜；秦代的单耳灰陶罐、茧型壶； 汉代的彩绘象鼻足陶鼎、彩绘陶釜、彩绘带盖陶罐、红釉陶博山炉、罐形笔洗灰陶砚；宋代的童子骑牛红陶塑像、龟形彩绘皈依罐；清代的长柄红陶熏炉；唐代的彩绘皈依罐等足以证明。

红陶罐（新石器时代）庆城县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在灵台县什字镇草脉村也发现了一处新石器龙山文化谷窖遗迹，长约500厘米，堆积厚度约80厘米，内含大量碳化谷子（粟），由此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灵台已进入农耕时代的繁荣期，农业相对比较发达。可见远古时代黄河、淮河流域文化息息相通、相映生辉。

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彩陶鲵鱼纹瓶，在已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瓶中是较为罕见的。

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天水）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敦煌地区就有游牧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根据3700年前的火烧沟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银器分析判断，其中有大量的酒器具。敦煌地区自古至今有雪山党河水滋润，火烧沟距离敦煌不远，虽然现在没有出土的仰韶文化实物为证，在同一时期应该有先民在这里游牧为生。况且，敦煌亦是连接西域的必经通道。为此，此地区与陇东秦安大地湾遗址文化一脉相承，酒文化与仰韶文化血脉相连，敦煌酒文化与先民们最早活动的时间点密切相关。

白银市境内有伏羲、女娲的传说，有大禹治水的遗迹，有原始文明的彩陶和石器。出土保存的马家窑文化早中晚期彩陶罐，彩陶壶，内彩钵，内彩勺，内彩盆，内彩碗，红陶瓶，尖底瓶等。齐家文化的双耳罐，红陶罐，红陶壶，三足鬲等。

陶酒器主要广泛运用于新石器时期。大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时期，这个时候的陶器有碗、盆、杯、豆、罐、壶、簋、尊、盉、釜、鼎、鬶和大口尖底器等。主要有盛酒具尊、盛酒兼煮酒具盉与斝，饮酒具单耳杯、双耳杯、高脚杯等。陶酒具取材方便，制作简单，朴素实用。如盛酒的陶缸、陶坛，饮酒的陶碗、陶盏、陶盅、陶注子等，历代沿用，特别是在下层劳动人民中广泛使用。陶制器型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我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

庄浪朱店镇出土尖口陶瓶

陶器的出现，便意味着人类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究竟最早的专用酒器起源于何时，如今已很难定论。因为，在古代一器多用应该是很普遍的。远古时期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呈糊状和半流质，也就是陇酒中的黄酒。对于这种酒，一般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器应是一般的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随着酿酒业的发展、饮者身份的高贵等原因，使酒器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便成为可能。酒器质量的好坏，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夏代就出现了玉酒具以显示地位和身份的与众不同。专职的酒器制作者也随之应运而生。

二、商代到西周，流行青铜酒器，主要有爵、罍、觚、盂、壶、彝、尊、孽、瓿等。但在民间仍大量使用陶酒器，如爵、觚、尊等。原始瓷酒器开始出现。

尽管中原青铜文化曾辉煌于整个先秦时代，并影响带动了各地青铜业的发展，但我国最早的青铜制造却萌生于河陇地区。甘肃是中国最早出现青铜器的地区之一。

《殷周青铜器通论》列出的商周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50类，其中酒器占24类，可见商人喜好饮酒之甚。青铜酒具铸造始于夏朝，盛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东周之后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此时依旧有陶器在使用，只不过青铜器却是主流。后代也不断有仿古制作。这些酒具形制端庄厚重，式样沉雄敦实，古朴美观。器身多以“饕餮纹”、“夔龙纹”、“鸟纹”、“蝉纹”装饰，造型神秘狞厉，显示出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和不可侵犯。其中模拟自然界动物的立体形状造成的酒具，又表现出奴隶主阶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吉祥的渴盼，以及祈求神灵凶物保护的心情，如虎形、羊形、牛形、象形、鸮形酒具等。

1969年——1972年在西屯乡（现西屯镇）白草坡考古发掘的西周墓群出土商周文物1800多件，铜器类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其中有铭文青铜器达26件。这批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造型做工精美，纹饰华丽，弥足珍贵，出现了鼎、簋、尊、爵、卣等一批稀世珍宝。如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西周•夔纹提梁卣、西周兽面纹铜簋、西周“乖叔作”铜鼎、西周“滉作父戊”铜鼎、西周壁纹双耳青铜鬲、西周直棱纹铜簋、汉•圆盘连三釜、汉代流首铜方柄铜盉。甘肃省文物考古队的专家在对潶伯尊和卣上的“潶伯作宝尊彝”一段铭文作了深入的研究后，认为古黑水即灵台境内的达溪河，潶伯储器的发现，确证黑水必在灵台或泾水流域。《重修灵台县志》说达溪河“东至彬县梁山入泾，彬志所谓梁山黑水即此”。

夏商酒成为了祭祖、祭神、宴请、社交等活动的必备之物，而酒器也成为了一种礼器。

夏商周时期，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灵台在泾水和渭水之间，北接陇原，南依岐凤，东临关中。殷末周初，这里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和方国，其中最有名的少数民族就是鬼方，其势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为商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在灵台县境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重器。有百里乡（现百里镇）出土的夔纹大鼎，“并伯”甗、独店镇出土的“吕姜”簋、什字镇出土的“乖叔”鼎等。甘肃省泾川县泾明乡1962年出土的春秋翼兽形铜提梁盉，盉体为一四足怪兽，就目前所知春秋以前的青铜容器中尚属孤品。

吕姜铜簋（出土灵台）

1985年从张掖市甘州区龙渠乡木龙坝村三社征集而来的春秋战国时的圆腹、有提梁的云雷纹铜盉。是传统器物装饰中最常见的纹样，早在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云雷纹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古人对自然现象——云和雷的观察、想象与提炼。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褪去了往日钟鸣鼎食、觥筹交错的辉煌，这件青铜酒器依然显得大气而不失庄重。

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东汉鎏金错银铜尊，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为东汉鎏金错银铜器的代表作品。

鎏金错银铜樽（武威雷台汉墓）

兰州市博物馆从社会征集而来收藏的清代黑釉八卦出戟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此尊通体施黑釉，釉色光亮，造型精美，是不可多得的馆藏精品。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青铜蒜头壶，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是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随着战国末期秦兼并天下的战争传播到全国各地，进入汉代以后仍然沿用。  

天水麦积山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的单系虎形流三足铜盉，始见于商代早期，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其后沿用至战国。

兰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西周卷体夔纹青铜簋，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西周夔涡纹祖癸乙三锥足青铜盉是一种盛酒器，造型很像现代的酒壶。

漆器的诞生也比较早，我国考古专家在西周早期的遗址之中就发现了漆器。而据文献记载，漆器诞生于大禹时期，到了西周中晚期，漆器开始逐渐普遍起来，到了汉代，漆器开始大放异彩，逐渐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流。而漆制的酒器，基本上也延续了青铜器的器型，在汉代，漆器种类空前繁多。

三、东周至汉代，酒器以青铜器和漆器为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金银器和玉器等等。

出土于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 的盛酒器,均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秦文化博物馆。如（1）蟠虺纹方壶，春秋时期器物。全器在不同部位共附饰鸟、虎等动物18只。该器为盛酒器。 (2)蟠虺瓦楞纹盨，四角各饰一凤鸟，虎首向下。(3)蟠虺纹扁圆盉，有圆雕，有浮雕，有镂空，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生动活泼，配置协调，再衬以繁密细致的蟠虺纹，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青铜器华丽瑰异的纹饰风格。

庆阳宁县早胜镇西头村发掘的春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随葬微型礼（容）器，种类繁多，涵盖食器、酒器及水器。带铭文的铜礼器，如铜鬲。

灵台独店镇中庆村所发现的属于东汉时期的椭圆形耳杯，类似于水瓢的叫陶魁，用勺子把烧热的酒盛入耳杯中。

临夏州博物馆馆藏齐家文化带柄夹砂陶鬶，1983年出土于和政县，属一级文物。陶鬶是原始先民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后世的酒注子、酒执壶等注酒器以及火壶也可溯源于此。许慎《说文解字·鬲部》曰：“鬶，三足釜也。有柄喙”，喙即鸟嘴。主要用于炖煮羹汤或温酒，做好后作为餐具直接端上筵席。

1976年临夏积石山县银川乡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水波纹彩陶盆，属馆内的镇馆之宝，是马家窑文化中的上乘之作，为中国史前彩陶三大名盆之一。

现藏于甘南州博物馆的鸟眼漩涡纹彩陶碗，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反映出5000多年前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绘画艺术和发达的手工业水平。还有高领双耳彩陶罐，属于卡约文化类型。

据考古资料记载，陶仓作为明器最早发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墓中，出土地主要集中于秦人活动的关中地区。至西汉中晚期，陶仓模型在中原地区墓葬中较为普遍。东汉时期，陶仓已成为十分常见的随葬品，造型也由简单的圆筒形或平房形向结构复杂的楼阁形转变。

灵台县素有“陇东小粮仓”之称。古人云：“谁拥有粮仓，谁就拥有天下”，灵台出土了战国至汉代数量众多的陶仓，无不彰显着灵台地区的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战略地位。县博物馆馆藏的陶仓，造型匀称，古朴大气，历经千年岁月洗礼至今依旧完好如初，绽放着迷人的光彩。它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粮仓演变和农业发展的珍贵史料，而且对灵台丧葬习俗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汗庑殿顶灰陶仓（灵台博物馆）

从酒器在陶案上的排列来看，宾主应是面对面席地而坐，客人使用大耳杯，主人使用小耳杯，体现了汉代主客之分的礼仪制度。这件陶仓形制比较特殊，庑殿顶，分上下两层，一层贮粮，二层住人，应是当时汉代陇东地区官仓的仿真模型，国家一级文物。

四、魏晋至隋唐，大量的瓷酒器，以壶、尊、杯盅、注子等为主。同时玉酒器十分发达，以耳杯、杯盏等。金银酒器也有了更大的发展，以壶、盏、杯为代表。

瓷酒具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早在商代就出现了白陶和敷釉陶。因为具有了瓷的某些特征，所以又被叫做原始瓷。原始瓷酒具从西周开始，经春秋战国，到东汉，发展成为青瓷，有杯、瓶、尊、壶、碗等。宋代定窑白瓷酒具，胎薄轻细，釉色晶莹，白如美玉。景德镇窑瓷青中显白，白中显青，酒具有执壶浅碗和盘托、杯等。元代景德镇又出现了红瓷酒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酒具绘以山水、花鸟、人物、故事，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使饮酒者在传杯换盏之际，同时也得到文化的熏陶和美的享受。

在社会安定、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以瓷酒器为主，金银器为辅的酒器文化。尤其是盛唐时期，富庶大唐王朝的雍容气度亦体现在酒器材质上，金银酒器大幅增多，还有能工巧匠将上等美玉精雕细琢，制成“夜光杯”，展现着酒文化与工艺审美文化相统一的巨大价值。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

庆城县赤城乡耀州窑出土的宋代青釉牡丹纹瓷盒、青釉木纹瓷钵、青釉瓷高足杯、青釉牡丹纹瓷执壶、钧窑天蓝釉瓷碗、钧窑天蓝釉紫斑纹瓷碗、耀州窑青釉刻花瓷水盂、青釉刻花纹瓷碟；清代的粉彩人物纹瓷盅、青花花卉纹瓷盘、人物纹敞口青花瓷瓶、白釉花卉纹双耳瓷瓶、白釉褐彩花卉纹双系瓷罐、黑釉高足瓷豆、黑釉瓜棱形瓷执壶等天禄之器，美妙奇绝。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宋耀州窑青釉十三瓜棱瓷执壶。以青釉为主，兼烧酱色釉，生活中使用的瓶、壶、罐、盆、碗、钵、托子、熏、炉等等几乎无所不备。耀州窑的青瓷夹杂着西北人粗犷的性格，深沉而不张扬。

宋耀州窑青釉十三瓜棱瓷执壶

出土于甘谷县城郊的新兴镇杨家庄村的一件唐三彩瓷器，已经1000多年不曾盛酒，但仔细凝视，仿佛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酒香。文物专家给这个酒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唐三彩凤首壶，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它集合了中国的唐三彩釉、凤鸟形象以及一些波斯金银器、波斯器型的特点。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当时“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

临洮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出土的元青花花鸟图玉壶春瓶、元青花鸾凤图匜 ，造型优美，色调纯正，纹饰淡雅，图案精美，是元青花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临夏州博物馆馆藏西夏瓷器，虽然均是民窑产品，但器物种类齐全、有自身风格艺术，是临夏地区历史文化的见证物。如黄釉瓜棱执壶，是仿制金银器样式烧制的酒具，整件执壶显得婀娜窈窕、美丽动人。白釉梅点纹双肩耳瓶，古拙朴实，造型别致、简约灵动。褐釉荷花口瓶，白釉卷草纹梅瓶，白釉牡丹纹梅瓶，白釉卷叶纹碗，黑釉碗均属国家二、三级文物。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西夏瓷器正处我国制瓷业的繁荣时期，五大名窑争鲜斗艳，即使地处祖国东、北部的辽、金两朝，其制瓷业亦达到很高水平，并有其鲜明特色。1983年考古工作者对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磁窑址进行了调查，确定其时代为西夏。西夏瓷的发现与研究向人们说明地处西北的宁夏、甘肃两省区亦生产着精美的瓷器。这使我国古瓷窑址的分布点向西北推至贺兰山及河西走廊一带。

金银玉石酒器诞生于唐朝，宋代依然流行，但因为其价格昂贵，并不是当时的主流，只有少部分上层社会人士在使用。

唐代酒器种类繁多，取酒器为木质“杓”，盛酒器主要是樽，可盛酒，亦可温酒，还有杯、酒壶等。据载，中唐时期，曾被杜甫称为"饮中八仙"之一的李适之，家中所藏酒器就有九种之多，即"蓬莱盏"、"川螺"、"舞仙"、"瓠子卮"、"慢卷荷"、"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等，样样巧夺天工。

唐代的夜光杯，用祁连山老玉雕琢而成。元代的盛酒具玉瓮，用整块巨大的杂色墨玉雕成，瓮体四周雕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是中国最大的玉酒具。当年成吉思汗征战拓疆，就用它来盛酒庆功，赏赐战将。清代的饮酒具九龙杯，杯中雕有盘曲的蛟龙，九尾缠结，杯底有小孔与九尾相通，注酒入杯，九尾也满盛酒液，注酒过量，酒液自然下泻。这一奇妙的设计，既起到节饮的作用，又体现了中国酒文化的精神，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

研究中国酒史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蒸馏酒南北朝时从西域传过来。国内许多学者研究推断蒸馏酒酿造方法始于宋代。

唐代应是葡萄酒的发展旺盛期。

五、宋元之后至明清，瓷、玉、金银占据很大的比例，玻璃酒器也有很大的发展。

宋承唐风，无论酒器造型、纹饰皆对唐代风俗有所承袭。同时，随着制瓷技术发展与产能扩大，瓷器成了酒器中的主角。官、定、汝、均、哥五大官窑名噪天下，生产了大批精美的瓷制酒器，器型主要有经瓶、台盏、温碗注子和倒装壶等。

明清时期，制瓷业依旧兴盛，江西景德镇也成为制瓷产业的中心，烧出的白釉、景泰蓝、青花瓷器广受欢迎，甚至远销海外。

塔儿湾、五坝山酿酒瓷器的发现，反映了西夏时武威酿酒已经极为普及。出土的瓷瓮普遍器形较大，最高61厘米，最低也为57厘米；口径普遍较小，最小口径15厘米，最大口径为16厘米。瓷罐口径为17厘米，高度却只有30厘米。说明当时武威不但用小口径的大瓷瓮酿酒，而且还用大口径的较小瓷罐作为酿酒用具。特别是西夏建国，当时的武威既为西夏辅都，又是重要的粮食产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商贸文书中有“本府住户酒五斤”的记载，“本府”指凉州府，证明当时这里不但造酒，而且还有酒的贸易。西夏时武威这里不仅酿造葡萄酒，而且还酿造烧酒（蒸溜酒）。

酱釉剔牡丹花纹四系瓷翁（武威市）

六、近现代至今，瓷器、玻璃酒器为主。

现代以来，曾经那些纷繁复杂，动辄鎏金镂银宝石镶嵌的酒器已悄然退场，爱酒之人们更看重酒器的实用。

玻璃、陶瓷、金属、塑料成为现代酒器的四大主要材质，功用则简化为简单的酒瓶、分酒器、酒杯等。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实地查考，仅从搜集到的有限资料来看，陇酒历史从大地湾文化研究、西周墓群挖掘、各地考古发现、各个时期酒具的繁盛，可以看出散落各地的酒器以陶器、青铜器、瓷器为主，量多精美，而漆器流行于南方少见。常言说千年文物会说话，让祖先的灵性变成我们的力量，以现存的文物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研究诸方面推断，陇酒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大量陶制酒器出现，距今8000——9000年，最早是以黍、稷为原料加曲发酵酿制现今称为的黄酒，而不用曲蘖自然发酵之果酒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出现。黄酒由祭祀过渡到饮用，由醪糟升级到米酒，由稠变清，由淡薄变醇厚，由低度进化为20度左右，由民间转为官民互酿，如今陇东地区民间春节期间自酿黄酒尚大行其道，庆阳麻岭、平凉崆峒、泾川、崇信、临夏等地仍在规模化生产，且有一定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可与南方的米酒相媲美。啤酒亦属于大麦芽、酒花、水的发酵酒，但它是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外来酒种。葡萄酒可从汉代引种葡萄，唐代夜光杯的广泛使用开始，距今2000多年。白酒，古代称烧酒，民间各地有大量烧坊存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改为国营酒厂，八十年代几乎县县都办酒厂，后企业改制许多成为私营企业。现在白酒即蒸馏酒，具体在何始有蒸馏酒，国内说法很多。有东汉说，考古学家马承《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察和实验》一文，介绍用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东汉初至中期青铜铜蒸馏器多次蒸馏实验，所得酒的酒精度平均20度左右。有唐代说，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中有：“酒则有剑南之烧春”（唐代酒普遍称为“春”），加之到唐代，产生了桌子，席地低座转为悬足高坐，饮酒器具变小，足以说明酒的度数提高，大碗喝酒的时代远去。有宋代说，宋史中所指的“腊酒蒸鬻，候夏而出”，正是今日大曲酒的酿造方法。有元代说，公元1330年勿思慧《饮膳正要》说：“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许有壬《至正集》说：“世以水火鼎炼取露，气烈而清，秋空沆瀣不过也。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译曰阿拉吉云。”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但从发现的酒具判断，结合文献记载，商周春秋青铜器的出现，秦汉时代出现蒸馏白酒似为合理，丝绸之路门户洞开，中西交流频繁，冶炼技术提升，从汉代算起，蒸馏酒也延续传承了2000多年，各市州都有各具特色的白酒企业生产经营，许多品牌也属老字号，驰名品牌，倍受消费者亲睐。

愋伯铜方鼎（出土灵台）

参考资料

1、《仰韶文化与酒》刘莉编著，文物出版社；

2、《中国酒道》董胜编著；

3、甘肃省有关市州官网及公开发布的地方文史、文物史话、展出图文、研究资料等。

本文作者简介

陈志宏，1962年生于甘肃崆峒区，曾先后在平凉市政府办，研究室，政务大厅，林业，农办，商务部门从事政务文秘工作，兼任过《中国林业报》特约通讯员，参与编辑精准扶贫百村访谈录，平凉距离小康有多远等课题研究，发表过政论调研文章十多篇，撰写的《岗位培训为企业竞争添活力》、《试论解决平凉地区贫困问题的途径》、《平凉新农村建设路子怎么走》等在《中国林业成人教育》《甘肃林业》《平凉论坛》刊发，并收录《走向新世纪》《中华之光》系列丛书。热爱酒类事业，喜爱文学书法。

（来源：陇酒文史）

（编辑：小剑）